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而文化上的觉醒，往往是从对本民族的“国学”（传统文化）再认识开始的。历史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现代化的实质是文明形态的转换，而转换的个性则往往根植于该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浅，反映了一个民族成熟的程度和国民素质的高低。
民族复兴大势推动“国学”复兴
100多年前，中国废止了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废除科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两大变化：一是自隋朝设立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此消亡；二是维系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就此消亡，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一次历史性的断裂。100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极其曲折、起伏、艰难、恢宏的历程，谱写了“救亡—强国—富民—复兴”四大时代主题。
1840年至1945年的主题是“救亡”，其间中国经历多次外族入侵引起的战争，这段屈辱的历史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那一刻才结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强国”成为时代主题，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时代主题又转向“富民”。30多年过去了，中国逐步具备了建设强大国家的基础条件。进入21世纪，时代主题又演变为“民族复兴”。现在，“国学”复兴的曙光伴随着民族复兴的步伐悄然来临。1999年10月国际儒联举办了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挂牌授课，1个月后北京大学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开办国学班，2006年8月复旦大学哲学系宣布在沪开办“精英国学班”。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学”已经成为中国人精神之旅的重要旋律。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趋势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既是中国经济强大后对文化的呼唤，也是文化反省后对文化自身的要求。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国学”的复兴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又影响着中华民族道路自信的未来选择。
对中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创新发展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可以让一个国家富起来，而一个国家要走得更远，不仅要靠硬实力，还要靠软实力。文化取向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国学能不能复兴，文化能不能自信，取决于我们的国学和文化能否顺应大势、引领潮流，扎扎实实解决当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复兴不等于简单的还原，新生必须扬弃，在扬弃中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成为国民生活的根基。反映自然、社会、人类发展变化一般规律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根基、框架和主流，不仅对中国有用，而且对世界也有用，具有一定的永恒性，应当保留。反映某一个时代或历史阶段的文化，对积极的应当保留，对过时的，如农耕文化特有的重农抑商、重文轻技、封闭保守等，应当改造和创新。对一些时代出现的陈旧陋习陋制，如官宦制度、妻妾制度等，必须坚决破除。当前最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认真的梳理，确定优秀文化的标准，逐项筛选论证。
二是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因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使它对后世有用，假如不再有用，那就只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孙子兵法热”“三国演义热”“菜根谭热”“老子热”“孔子热”等，这些“热”都热在古为今用上。
三是在文化的开放与交融中创新发展。中华文化的演进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规律，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外文化第一次交汇是在西汉，吸收的是西域草原文化；第二次交汇是在隋唐，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是佛教；第三次交汇开端于明朝，兴起于近代，蓬勃于今天。这些交汇有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文化的吸收，有对与本土文化水平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也有对水平高于自己国家的文化的吸收，但这些交汇都无一例外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因此，在开放与交融中创新发展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又一次明确提出“文化自信”，并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认为，这是我们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它不仅从更深的层次上表达了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而且昭示着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上，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的复兴急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命题。要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须强化我们的文化自觉，做到对民族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对文化的作用和规律有较深刻的把握，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主动的担当。要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总结提炼、形成共识，并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切实发挥出中华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巨大社会功能和价值。
作者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