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特征。这种整体性的特征要求各个维度都要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这种发展既有经济的发展也要有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新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是当前最流行的说法，其实都与社会化改革有内在关联。没有社会化改革，这些方面的问题都难以根本解决。
供需脱节，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讲到供给侧，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有效的供给，所以，消费外流达到了上万亿元的规模。诸如奶粉、电饭煲，甚至马桶盖，消费者都抢着买国外的，其途径一般是出境旅游购物或通过电商网购。这些事例经传播放大后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的供给不少是无效供给。再加上传统产能普遍过剩，更是形成一种感觉，即现在的问题都是供给的问题。
这些供给方面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分析和研究的人不少，普遍的看法是经济自身的问题。没错，它确实是一个经济现象，但从更深层次来观察，问题不仅仅在经济自身。消费者都希望买到有品质的、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可问题是这些东西怎么才能生产出来？是不是有了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相应的供给？其实，这是不确定的。
供给与需求脱节，仅仅从经济本身难以找到答案。这是因为，经济系统不是孤立的。经济主体、经济行为、企业家、投资者既在市场，也都嵌入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并受社会系统的深层影响。例如，地球自成一个系统，但受太阳系这个更大系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长期性的。
市场通过竞争有一定的激励约束作用，但仅仅靠市场竞争不会自发产生安全有效的合意供给。譬如，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假冒伪劣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畅通无阻，那么有品质的、安全的供给从何产生？这样会产生一种逆向淘汰的结果，“劣币驱逐良币”，安全有效的供给就会严重不足。
任何一个开办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人，都是社会的人，都会嵌入到一定社会环境之中。作为社会的人，应当讲良心、讲道德。但如果他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我们能指望有安全、有品质的供给吗？在社会约束、法律约束都很弱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纯粹的市场竞争，既不会自动产生道德和良心来约束，也不会自动产生规则、标准和法律。所以，真正安全有效的供给既来源于市场竞争本身，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社会对市场的约束，以及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监管。仅仅靠市场，不会产生安全、有效的供给，也无法解决供给与需求脱节的问题。很显然，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那就是社会与市场的关系。而要发挥社会对市场的引导、约束功能，前提是要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事实上，实现创新驱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也离不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以及社会与市场关系的构建。在这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很可能是“半拉子”的。经济创新要靠社会创新。社会创新是经济创新的上游，必须要有活力。唯有源头活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真正落地。
脚长大了，要打造一双“新鞋”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这里，“社会”的含义是广义的，包括文化、社会事业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顶层设计不可或缺。
一方面，要避免认识上的两个误区。一是工程思维。任何工程设计都是以确定性——力学规律为前提的。而改革属于社会工程，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其特点是不确定性。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找到像力学规律一样的确定性来支撑顶层设计。从理论上讲，改革失败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工程失败的概率。所以，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能有像盖房子那样的工程思维，而要预计到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在等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依然要“摸着石头过河”。特别是，千万不能以为文件一发，改革的进程就可确定了，改革的目标就指日可待。二是上层设计等于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真正内涵是：整体设计+上层设计。没有整体思维的顶层设计将会使改革部门化、碎片化，导致改革难以落地。在改革推进的实践过程中，改革不协调、不相容甚至相互掣肘的现象不时存在。这是缺少整体思维、没有“总设计”的结果。
另一方面，改革的顶层设计要回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总目标上来。改革，既要问题导向，也要目标导向，两者必须有机结合。如果只有问题导向，改革就会陷入碎片化，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只有回到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上来，我们才能把现有五花八门的改革理出一个头绪，形成一个“总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改革总目标，简化来说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意味着新时期的改革是国家治理的改革。国家治理的改革就是要重塑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使之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重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们的脚长大了，但鞋子还是以前的，大脚穿一双小鞋走路，会很别扭，走不快也走不稳。需要打造一双“新鞋”。这双“新鞋”就是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问题是，国家治理结构究竟是什么呢？这要具体化，不能停留在一个抽象概念上。
骨骼强健后，还需“长精神”
谈到社会化改革，主要涉及社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是一种互补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前面说的供给问题为例，如果社会对市场形成有效约束，如果企业家都有社会责任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经济领域活动的各个主体都有职业良心、做事的底线乃至工匠精神，供给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就会大大减少，老百姓各种各样的担忧、消费的外流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当然，全球化时代，人们在旅游的时候买一些国外的特色产品，也是很自然的。但像奶粉这种生活必需品也只买国外的，实际上反映了一些人对国内产品的不信任。
很显然，这里有政府的问题，标准陈旧且不合理，监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同时，社会自治也是不到位的，没起到约束市场的作用，不仅没能为市场导航，反倒受市场侵蚀。这导致伦理道德、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缺失，从而带来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讲诚信的问题和现象。此外，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缺失，进一步表明社会发育严重滞后于市场化。缺乏社会约束的市场肯定是不健康的市场，是功能残缺的市场，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加之创新意识不足，致使投机、泡沫、短期化等现象衍生。
不难看出，政府与社会关系这个维度的改革太弱，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单兵突进的市场化改革就难以深化。从整体观察，各个维度的改革是相互关联的。在改革发展新阶段，再沿着市场化改革发力的路径，是远远不够的。新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社会化改革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社会化改革来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来重构国家治理结构。
我们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主要是在体魄上，主要是“长个了”，像青少年一样，现在则不仅需要强健的骨骼，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和成熟的精神。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市场化改革实现了“长个子”的目标。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此，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主线的社会化改革，还需实现“长精神”的新目标，要以社会发育来促进市场健康，以社会理性来引领经济理性，以价值理性来引导工具理性。
总之，全面的发展、整体的发展需要全面的、整体的改革。尽管经济的改革、市场化的改革并未完成，但当前迫切需要破题的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我们要以社会化改革来推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的系统性重塑。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改革都应纳入到这个维度来统筹考虑、整体设计。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