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双重挑战下，需要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协力推进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进程。对中国来说，一方面，经济转型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在G20杭州峰会就结构性改革达成基本共识后，聚焦经济转型、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课题。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有望成为协调各国结构性改革的指南。
经济转型决定增长前景
从现实看，发达经济体也好，新兴经济体也好，都需要在经济转型中寻求可持续增长新的动力源。要预测中国未来5-10年经济增长前景，更离不开对经济转型趋势与特点的客观判断。
经济转型滞后是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从中国的情况看，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使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从产业层面看，中国的产能过剩究其根源在于工业转型严重滞后。为此，在去产能的同时，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从区域层面看，某些地区的经济严重下滑，根源也在于经济转型滞后。以东北为例，如果没有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突破，实现东北振兴的目标相当困难。就是说，在增长与转型高度融合的新阶段，主要不是在现有的结构中寻求“稳增长”的药方，而是要在经济转型中挖掘“新增长”的源泉。
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首先，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估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将由2015年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城乡居民的消费总规模有可能由2015年的36万亿元扩大到2020年的5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5%以上，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第二，到2020年，中国的服务业占比有可能从2016年9月底的52.8%提高到58%左右，服务业规模有条件在2012年24.3万亿元的基础上实现倍增。随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较快发展，“中国制造”正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有望形成制造业竞争的新优势。第三，未来5-10年，中国仍处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型的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向各类城镇不断集聚，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与投资需求。
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果经济转型能在多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中国就有条件在未来10年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将是有质量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增长。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短期与中长期。当前，人们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比较担心，把“稳增长”看得很重。短期“稳增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打破可持续增长的掣肘因素，通过经济转型有效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同时，解决短期问题也需要从经济转型入手，立足2020年取得经济转型实质性进展这个中期目标，化解短期矛盾，实现标本兼治。
第二，潜在增长率与经济转型。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当前，仍有不少重要资源尚未实现市场化配置，这不能不使潜在增长率大打折扣。就是说，讨论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主要取决于经济转型与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破题。
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双向相互影响明显增强：一方面，未来几年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弱增长态势，世界经济格局仍在继续寻找新的平衡之中，这会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多重影响与冲击；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估计未来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将保持在25%-30%左右。
结构性改革决定经济转型进程
加快实现结构性改革的突破，是全球应对经济增长乏力、推进经济转型的重大举措。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大国，破解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关键是改革，核心是改革，改革要突破，改革要落地。
经济转型直接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经济转型的本质，是通过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实现结构再平衡和结构升级。当前，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着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和服务业领域产品供给短缺的双重矛盾。解决这个结构性矛盾，既要有全球化的眼光，按照市场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由此促进国际产能的合理布局和优势互补；又要加快自身结构性改革进程，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动态平衡。
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下，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5%。但是，目前的政策结构与体制结构仍不适应服务业发展趋势。只有尽快变革现有的政策与制度结构，才能破解服务业发展面临着的结构性矛盾。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要把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例如，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远滞后于工业，这就需要尽快打破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以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再例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能够明显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能够大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释放农村巨大的增长潜力；能够促进城市与农村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由此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经济转型的重大“红利”。
要把改善营商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无论是产业转型还是产业升级，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关键是激励与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这就需要：第一，加快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的转型，破题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第二，严格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和企业家创新创业收益，稳定企业家预期；第三，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为重点，深化简政放权，加快监管转型，改善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正处于历史关节点。结构性改革触及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触及多方面的利益结构，知易行难，突破更难。从中国的情况看，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正处于历史窗口期，时间与空间约束全面增强。这就需要尽快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尽快改变相关的政策与体制安排，需要尽快改变某些发展理念。如果说，前些年的行政手段和政策刺激还能够起到稳定经济增长作用的话，今天如果没有结构性变革，政策刺激不仅难以奏效，还会积累新的矛盾和隐患。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立足于制度变革来破解结构性矛盾，释放改革红利，形成经济转型的最大推动力。
政府与市场关系决定结构性改革成效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需要在市场开放中推进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进程。就是说，在国际国内市场高度融合的今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全球视野。中国作为转型发展中的大国，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推进市场开放是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货物贸易的增速明显下降，但在经济信息化、服务化趋势推动下，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00年-2014年的14年内，全球服务贸易增长了6倍左右，服务贸易开始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引擎。对中国来说，经济转型的进程将是同世界经济深度互动、向世界不断开放市场的过程。例如，中国不仅需要继续引进外资，也需要企业主动“走出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在工业3.0、4.0等高科技产业领域积极“引进来”；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对外来投资有序开放市场。今天，以市场开放为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拓宽经济转型的市场空间，就是要放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效应，就是要将结构性改革建立在各国市场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
推进市场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市场开放是经济转型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全球结构性改革面临着的重大课题。对中国来说，需要把市场开放的重点放在服务业领域，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市场活力。例如：第一，推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结合。这不仅有利于拓宽国内投资渠道，而且有利于拓宽外来投资空间，由此利用社会资本和外资做大服务业“蛋糕”、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结构升级。第二，推动“一带一路”与建设自贸区网络的结合。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打造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全球性、区域性自由贸易进程，可以使“一带一路”在加快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第三，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结合。比如，争取到2020年实现中欧自贸区的重大突破，这有利于中欧市场的优势互补，有利于促进中欧双方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第四，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结合。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自贸区的转型升级，使之承担起服务业市场开放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
推进市场开放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责。从现实看，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意味着保护落后产业、排斥市场开放和市场竞争，往往意味着政府对市场更多的不当干预。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主动推进市场开放，创造全球范围内的更大市场；就是要在开放中加快监管改革，完善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以中国为例，开放服务业市场，需要以公平竞争为目标推进监管转型，需要强化消费市场监管，需要加大反垄断和金融监管，需要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破题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就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就其所蕴藏着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就其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而言，都不亚于38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它将不仅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而且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治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迟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