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根本性、长期性的话题，是“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201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998年以来增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但要实现农民收入的大踏步、持续增长，充满挑战。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实现农民增收，要从做好“加”“减”法入手。
工资性收入潜力巨大
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去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41%。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地方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也是最得力的办法。
据测算，我国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97至2007年，劳动者报酬从53.4%降至39.74%。目前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仅占国民净产值的25%-30%，资本份额占到70%。增加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成为今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首要问题。
在此背景下，2.4亿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情况就更加糟糕。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说，去年农民工数量超过2.4亿，其中外出打工的有1.5亿多，但同工不同酬的情况还非常普遍，农民工的工资仅为城镇职工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仅此一点，农民工一年就少收入上万亿元。
很多委员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的收入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多年累积下来，仅农民工工资欠账这一块，对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就极其巨大。
“目前农民工外出就业还是缺少组织化，零散就业”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说，小企业满足不了农民工的待遇预期，大企业对农民工要求更高，造成零散的农民工就业出现问题，也影响了农民工收入。他建议，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增强组织化程度，加大集体培训支持力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以此提升农民工就业主动性和市场地位，有利于增加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雅棠认为，政府要创造条件，加大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为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提供帮助；中西部地区既要发展乡镇工业，还要为沿海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创造条件，吸纳农民本地就业。
提高农业效益势在必行
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前所未有，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有力提升，但农业的弱质地位没有根本改变。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特别是对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提高农业效益，以增加农民收入。
谢德体委员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国家有能力也有可能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虽然国家对农业的补贴越来越高，但由于我国农民数量多，如果分散到每个农民头上就很少了。要注重如何发挥惠农政策的最大效益。
随着农业投入品价格的高涨，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但要确保粮食安全，就必须让农民种粮，让农民种粮就要提高种粮效益，增收农民收入。九三学社中央建议，要建立粮食主产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使粮食主产区的公共服务、社会事业投入水平逐步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此外，国家还要探索建立粮食外调奖励基金，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由国家和粮食调入区对粮食调出区给予补偿。在完善以县为单位的支农资金捆绑使用做法的同时，应尽快建立集中统一的支农项目和资金管理体制，建立相对独立的项目评估和经费监督机制，提高支农投入的效益并防止腐败。
一些委员建议，在粮食主产区实行免费向农户提供良种的政策。探索粮食定价机制，小步快跑，逐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形成合理的价格预期，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农民组织化程度直接关系农业效益的高低。“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可降低农业投入，同时，可提高农民与市场的对接水平，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有市场话语权，农产品才可以卖出好价钱。”谢德体委员认为，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而这是一家一户的农户很难做到的；从长远来看，组织起来的农民也有利于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国家通过培训，让他们掌握先进种植技术和使用优良品种。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张光奇说，农民靠传统农业增收越来越困难，有的甚至出现下降，必须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高效养殖业、经果林和中药材种植，也是目前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同时，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走标准化生产和订单农业的道路，这样农民的收入才会有保障。
“要想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就得搞规模经营。”张全收代表建议，必须加大土地流转力度，搞现代农业，让剩余劳动力外出挣钱，让种地的农民有钱赚。
减少支出就是增加收入
看病、孩子教育的花费仍然是广大农民生活支出的大头。“有时候，一家几个劳动力就为了一个一个孩子的学费辛苦劳作。有的一家人数年的积累，因为一场病就消耗殆尽。”张光奇委员认为，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既可减少农民支出，也是增加农民收入。要让农民敢看病，看得起病。
“虽然国家近几年对农村医疗投入前所未有，但农民因病返贫、致贫的现象还没有彻底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在农村普遍存在，但由于基层医疗水平有限，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医疗保健和治疗，抗生素滥用等在农村普遍存在，都增加了农民额外的医疗负担。”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腾玉芬说。
解决农村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矛盾，一个办法是让城里的医生下到农村。全国政协委员、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庆文建议：在继续巩固和深化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县级医院，建立三级医院与对口的县级医院之间的远程医疗系统之外，明确建立省级统筹的、以三级医院高职称医生到乡镇指导医疗服务的机制。通过这种三级医院高职称业务人员自上向下的派出指导机制和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自下往上的送出学习机制的结合，将有望加快形成遍布基层的、与三级医院相当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技术网络，真正促进缓解基层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教育投入向农村倾斜，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也是委员们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教育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学校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距。九三学社中央提出。国家应着眼长远，建立教育投入的保障机制，尽快制定各级学校学生人均经费基本标准和学生人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逐步减少各类教育审批和建设项目。
